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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善宝:从会稽山走出的农家子

  • 来源: 中国科学报
  • 日期:2017-07-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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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善宝

1917年金善宝与母亲何金莲。

  1932年2月康乃尔大学植物科学馆前,中华作物改良学会发起人合影。左起:马保之、程世抚、金善宝、冯泽芳、卢守耕、管家骥。

1939年摄于重庆温泉。左起:梁希、金善宝。

1946年,金善宝(右1)和中央大学农艺系毕业班同学合影于重庆沙坪坝。

  金善宝(1895-1997)浙江诸暨人。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农科,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农艺系,1932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。曾任中央大学教授,南京农学院院长、中国农科院院长、名誉院长等。1955年聘为中科院学部委员(院士),1957年获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。

  他是中国小麦科学的先驱,1928年发表中国第一部小麦分类文献《中国小麦分类之初步》,1934年出版中国第一本小麦专著《实用小麦论》,1942年发现了我国特有的小麦品种——云南小麦。他培育的南大2419小麦,在长江流域大面积推广,最高每年7000万亩,种植年限逾40年,衍生品种110个,对发展我国小麦生产起了巨大作用。他倡导小麦育种南繁北育、异地加代,加快了育种进程,在他主持下育成的京红7、8、9号小麦,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,育成中7606、中791优质小麦,开启了国产面包小麦之门。

  1895年7月2日,金善宝出生于浙江诸暨会稽山麓石峡口山村一个普通农户家里,父亲金平波是晚清一名秀才,在本村的私塾里教书,母亲何金莲是方圆几十里的养蚕能手,哥哥金善同年长11岁。他从6岁开始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,13岁父亲去世,使原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加拮据了,特别是金善宝的升学问题,成了亲友们议论的焦点。在这个决定他命运的关键时刻,他的母亲毅然决定,扩大她的家庭养蚕业,全力支持儿子继续上学。少年金善宝,深谙母亲的辛劳,经常帮助母亲采桑叶、缫蚕丝,上山打柴,贴补家用。朴实的山村生活,培育了他对一方故土的深情;山村人民的疾苦,激发了他振兴祖国农业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志愿。

  1917年夏,绍兴中学快要毕业了,同学们都在考虑升学的问题,他自然也十分渴望升入大学。可是,按照他家里的经济条件,能读到中学毕业已经很不容易了,大学的校门是那样的可望而不可即。正当他十分苦恼的时候,一天,他忽然在报上看见南京高等师范农科不收学费、膳费的招生简章,这个招生简章,完全符合他的志愿和家庭经济情况,因此,他向亲戚借了路费,毫不犹豫地去南京报考,并被录取了。快要开学时,学校来了一个通知说:学生的棉被、床单、蚊帐等由学校代购,所需费用,由学生自己负担。于是,母亲卖掉了两年来积攒的蚕丝,凑足了费用,可是去南京的路费还是没有着落。不得已,他只好到离家30里地的三姑婆家去借钱。三姑婆已经70多岁了,年轻守寡,无儿无女,一生辛劳,攒了一些钱,是给自己养老送终的。当她知道小侄孙考上了南京的大学缺少路费去上学时,毅然从木箱里拿出了29块大洋,送到他的手里。这些钱浸透了三姑婆一生的血汗和辛酸,她给予自己的,不单单是29块大洋,而是一个山村孤老婆子对一个青年的信任和期望。就这样,他带着母亲和三姑婆两位山村老妇人的心愿,走出了生他、养他的山村,走进了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,成为石峡口祖祖辈辈第一个大学生。

  当时,新成立的农业专修科主任是刚从美国回来的邹秉文先生,他不仅学识渊博,办事很有魄力,而且目光敏锐,在对农业专修科的办学方向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。特别是他拟定了一套教学、研究、推广三结合的方针,为了贯彻这一方针,创办了校内农场、林场、畜牧场,为学校师生提供了教学、科研、推广的用武之地。邹先生这种理论与实践、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方针,对金善宝影响很深,并深受其益,因而成为他一生从事农业教育、科学研究的准则。

  1920年他农业专修科毕业,经邹秉文先生推荐,到新成立的皇城小麦试验场任技术员,一切工作从零开始,从小麦播种到收获,从短工安排到试验场经费预算,样样都要自己亲自动手,一天忙到晚,可是,他的心里却充满了喜悦。从此,他就将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小麦科学联系在一起,虽历经坎坷,仍矢志不渝。

  1924年,他和杭州虹道女子师范学校的姚璧辉女士结婚。按照常理,已近而立之年的金善宝,完全可以在南京安一个家,可是,他却违反了这个常理,把新婚的妻子送到了故乡石峡口,做了一名乡村义务女教师,顺便照顾一下年迈的老母亲,解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,自己一个人回到了农场。在这里,他有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,一张单人床,屋内挂满了各种麦穗;在这里,他改良了第一批小麦良种,南京赤壳,武进无芒;他从全国790个县搜集小麦品种900多个,分类整理,发表了中国第一部小麦分类文献——《中国小麦分类之初步》;在这里,他对玉米、大豆等多种作物进行了研究。广泛的农业科学实践,为他丰富的农业科学知识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南京高师改名东南大学后,1925年他入东南大学补读一年学分,完成大学本科全部学业。

  1930年,他考取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美学生,入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深造。1932年,为了在短暂的留学生涯中探寻更多的实践知识,他放弃了学位论文,转到明尼苏达大学专攻小麦育种。在美国三年,他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,可是,他身在异国他乡,心里装的是灾难深重的祖国人民,为祖国振兴农业的强烈愿望。一次,在学校的聚餐会上,一个美国学生当着众人,狂妄地大声叫喊道:密斯特金,把这些剩饭拿去给中国人吃吧,中国人正在饿着肚子呢!他听后感到莫大的污辱,一种民族的、祖国的尊严,使他暴发出愤怒的抗议,他回敬道:“很遗憾,中国太远了,请先生还是拿到芝加哥的公园去吧,那里有很多流浪者正等着这些面包填肚子呢!”那个挑衅者自觉无趣,只好灰溜溜地走了。

  这件事,让他再一次体会到“在外金窝银窝,不如家里草窝”,作为一个炎黄子孙,决不能在屈辱中生活;作为一个学农的中国留学生,来美国的目的只有一个,这就是学成归国,报效祖国,振兴祖国农业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。1933年1月,他毅然踏上了归途,回到了祖国怀抱。

  同年8月,他应聘回到母校,任南京中央大学(原东南大学)农学院教授。1934年,发表了中国第一本小麦专著《实用小麦论》。

  在抗战的烽火中

  1937年抗战爆发,校长罗家伦宣布:学校决定迁往重庆,教职工愿去的不能带家属。他将妻小送到石峡口返回南京后,就和梁希、毛宗良教授买了民生公司轮船票,沿长江上溯到了重庆。此时,中央大学已商得重庆大学同意,借松林坡一个小山坡建校,突击修建了一批简易房屋。他和梁希教授同住在一间不足9平方米的房间内,每人一张床,当中放了一张二屉桌,从1937—1940年,共同生活了3年,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对抗战时局的看法,积极支持中央大学的爱国学生运动,在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  1.敌特的枪口前。

  抗战爆发后,广大麦区被侵占,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,祖国在灾难中呻吟,他的心流血了!战争的现实告诉他,人民需要粮食,前线需要粮食支援,人民在召唤他,尽快培育出更多的良种。

  为了搜集小麦良种,他每年利用暑假,到农村调查。1939年夏,他和助教蔡旭一起,各自坐了一个滑竿,沿嘉陵江、涪江北上,去四川北部松潘一带农业考察。当他们俩人到达平武县时,县长去重庆开会了,由秘书接待了他们。几天后,他们离开了平武,向松潘方向前进,天快黑了,突然从路旁窜出来五六个人,拿着手枪对准他们,恶狠狠地喝令:“打开行李!接受检查!”但是,这帮人翻来翻去,也没有翻出什么结果。金善宝愤怒地抗议:“你们无故检查,是何道理?”他们拿出一张平武县政府的通知,上写着:“中央大学教授金善宝、助教蔡旭,在县政府留住期间,翻地图、查县志,有汉奸嫌疑。”原来金善宝是中央大学有名的进步教授,他的行动经常受到监视,这一次川北之行,被怀疑是共产党的密探,才遭到非法扣留。但是,任何破坏、干扰都不能阻挡金善宝听从人民的召唤!任何威胁、恐吓,都不能动摇金善宝培育小麦良种的决心!这一年,他对四川全省的小麦品种进行了系统搜集和整理,对中大2419进行一系列的比较试验,从南京到重庆,历时6年,表现甚佳。并与四川农业改进所合作,把中大2419分发到该所各试验场进行区域适应性试验,成绩优异。1942年秋,中大2419和矮立多两个小麦良种同时在四川省推广。

  2.大轰炸下完成研究论著。

  那时,日本飞机经常来重庆轰炸,空袭警报一响,学校马上停课,机关、商店立刻关门,大家扶老携幼地去防空洞躲避。由于防空洞里又潮又黑,空气不好,躲空袭时,大家都在防空洞口,只有来紧急警报时,才进入防空洞内。但常常是,空袭警报响了两三个小时之后,敌机并没有来,空袭就解除了。这样,躲空袭就要占去很多时间,金善宝觉得躲空袭太浪费时间了。他想到自己的家就在防空洞山下,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在家里做点工作,等紧急警报来了之后再去防空洞不迟。久而久之,成了一种习惯。1941年8月22日,空袭警报又来了,金师母在防空洞口听说今天要来轰炸中央大学的消息,急忙派大女儿下山去叫他,过了半小时左右,没见他们来,又派二女儿下山去催,左等右等,还是不见父女3人的踪影!这时候,紧急警报的声浪已经一阵紧似一阵地鸣叫起来!金善宝刚刚放下手里的工作,准备动身时,敌机已经在他家的屋顶上盘旋了!在中央大学丢了几个炸弹,炸弹爆炸的风浪掀起了他家屋顶的瓦片,炸弹爆炸的碎片,落在了他家的小院里。他急忙把两个女儿藏在桌子底下,躲避弹片的袭击。有人问:空袭警报时,金善宝在忙什么呢?原来,他的作物学讲稿,他的两篇重要论文,1943年发表的《中国小麦区域》和《中国近三十年来小麦改进史》,都是在重庆大轰炸的威胁下写成的。

  3.贫病交困中发现云南小麦。

  由于国库空虚,物价飞涨,早已民不聊生,大学教授的生活与抗战前相比,也一落千丈。金善宝一个人的工资,要维持一家6口的生计很不容易,没钱买菜时,只好倒点酱油淘饭吃;至于穿的,自然更不能讲究了。一次他因公外出,突然感到肚疼难忍,到处找不到厕所,只好见人就问,谁知来人并不搭理他的问话,却用一种极其蔑视的目光,上上下下打量着他,声色俱厉地反问道:“你是什么人?从哪里来的?到这里来干什么?”金善宝又急又气,这时候他才想到,自己穿了一件破长袍,因而被人看不起,竟然连上厕所都要受到审查了!

  那时,金善宝是年年有病,走路拐杖不离手,多年不见的老朋友,一旦见到他,会很惊讶地说:“金善宝,你还不差嘛!”言外之意是,以为他早已去见上帝了。当时,中大农学院有五老,即梁希、邹树文、李演恭、汪德章和金善宝。金善宝年纪不到50,满头白发,也被列为五老之一。

  但是,贫困与病魔并没有使金善宝屈服,他一心牵挂的仍然是他的小麦科学研究。

  当1937年抗日烽火初起之时,金善宝从云南征集的小麦品种中,发现有一类小麦品种性状特殊,穗形细长而稀疏,无芒,白壳或红壳,穗轴坚硬而易折断,小穗紧靠穗轴,角度很小,小穗从穗节下部折断,籽粒和颖壳难于分离,脊上有锯齿和侧脉,种子横切面呈三角形等。从植物学分类上看,它与一般普通小麦的穗轴坚韧不易折断有较大差异,也不同于斯卑尔托小麦。

  1942年,他带着病弱之身,去云南实地考察,走遍了澜沧江流域,登上海拔1700米的高原,发现该品种的主要产区分布在云南省西部澜沧江西南,包括镇康、双江、云县、缅宁及腾冲等县,海拔均在1000~1700米之间。通过考察,他一共搜集到这种小麦15个品种,后经多方研究,他将其命名为“云南小麦”,确定其为普通小麦的云南小麦亚种(T.aestivum subsp.yunnanense King.)。

  五张任命书

  新中国成立后,金善宝前后接到五张任命书。

  1949年8月,原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,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任命金善宝为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;1950年4月,任命金善宝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;同年6月,又任命金善宝为南京市副市长;1952年7月,大学院系调整,南京大学农学院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合并,改名南京农学院,任命金善宝为南京农学院院长;1952年11月,中央人民政府又发出第五张任命书,任命金善宝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。

  党和人民的信赖,使金善宝感到任重而道远,他认为自己是学农的,为人民服务,应以农为本,从农业开始。

  1950年,长江下游洪水泛滥,华东地区、长江流域有上亿亩良田遭受水灾。如何抗灾、救灾,挽救人民的损失?金善宝根据华东地区历年来气候变化的规律和特点,提出“多种马铃薯、移植冬麦度春荒”的建议,得到党和人民的重视,南京《新华日报》全文刊载了这个建议。当时华东地区一带农民还从来没听说过冬小麦可以移栽的,有的人持怀疑态度。为了说服农民,他亲自到南京郊区给大家作田间示范,把小麦移栽技术和科学道理传授给农民,使这一措施迅速推广,补救了华东地区农业受灾的损失。

  1951年夏天,正当南方小麦处于返青拔节季节,苏北地区突然遭到历史上罕见的寒潮,100多万亩小麦被冻害,情况万分危急。江苏省委给金善宝来电话,要他带领10名各种专业的教授,迅速赶赴小麦冻害灾区,研究抢救办法。当他们连夜赶到苏北小麦冻害现场时,发现绝大部分小麦的主茎都被冻坏了。当时多数专家认为,小麦的主茎已经冻死,没有挽救的希望,不如趁早翻掉,另外栽种其他作物。当时,金善宝的心里也没有底。他想,翻掉受冻的小麦,改种别的庄稼,虽然也是一条路子,但这样做,农民就要白白丢掉一茬粮食,不知道有多少农民将面临挨饿的危险。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?为此,他带领专家们走遍了苏北、淮北10多个县,对各地的防冻经验进行系统总结。调查中发现,小麦的主茎虽然已经冻死了,但小麦的分蘖节并没有冻死。根据这一情况,金善宝向江苏省委提出适时浇水、增施肥料,加强麦田管理等一系列栽培措施。经过努力,当年苏北地区100多万亩受冻小麦,最后仍然获得亩产200多斤的好收成。这个事例充分说明,农业科学必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,才能做到为生产服务。事后,金善宝组织大家认真总结这一经验,并把它写进了小麦栽培的教科书中,学校老师每次给学生讲小麦栽培学时,都把这件事作为典型的例子。

  他的中大2419小麦良种,早在1946年中央大学返回南京之初,就在丁家桥农场继续进行品种试验,几年来试验结果,其产量均超过南京当地品种17%以上;1950——1951年10个品种试验结果,中大2419产量居第一位。1952年,因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,中大2419也改名为南大2419。由于南大2419穗大粒多、丰产性好,适应性强,较早熟、抗倒伏,高抗条锈病、叶锈病,当1956年长江流域小麦锈病大面积发生,造成小麦严重减产时,南大2419却具有较强的生产优势,故而首先在长江流域大面积推广。

  南大2419的推广面积,据不完全统计,1954年600万亩,1955年900多万亩,1956年扩大到3700万亩,1957年以后最高年份达到7000万亩,约占全国小麦种植面积的五分之一。直至80年代,在新疆、青海以及长江流域的种植面积仍在百万亩以上。

  因南大2419早熟、适应性好,丰产,抗条锈,各地用其作为杂交亲本,所得的优良衍生品种有110个,在我国7大麦区都有分布。南大2419的使用年限,从1942年首先在四川省推广开始计算,到80年代为止,前后长达40余年。南大2419推广面积之大,应用时间之长,种植地区之广,衍生品种之多,是中国小麦品种改良史上少见的,对发展我国小麦生产起了巨大作用。

  春小麦一年繁殖三代的创举

  1.一个大胆的设想——缩短小麦育种年限。

  小麦和其他农作物一样,育种周期较长,从杂交亲本的选配,到初步获得一个遗传性稳定的新品种,一般需要7~8年,甚至10年之久的时间。“小麦育种周期太长了,一个人的生命有几个10年?”金善宝常常这样感叹!

  自古以来,小麦一年只能播种一次,收获一次。能不能改变这千年不变的规律呢?春小麦在北京地区3月初播种,6月下旬收获,在时间上,一年只利用了三分之一左右,其余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不上。如果能把剩下的时间也利用来加速春小麦繁殖,一年变成了两年或三年,在育种上的价值就十分可观了

  金善宝想到,1955年去匈牙利访问时,匈牙利向国外大量出口玉米良种,为了加速繁殖,曾向我国提出,希望能到我国云南地区进行冬季玉米繁殖。他想:玉米可以冬繁,小麦能不能夏繁呢?我国幅员辽阔,地跨热带、温带和寒带,别的国家尚且想来利用我国这一优越的自然气候条件,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一点进行春小麦繁殖、异地加代,加快春小麦育种进程呢?

  为了实现这个设想,首先在北京进行小麦夏播试验,他从浙江购置了竹帘,让助手杜振华搭起凉棚(竹帘)采取喷水降温(铺设喷灌设备)的办法,经过两年试验都没有成功。

  2.千里之遥的支援。

  此后,随着小麦试验研究的不断深入、扩大,依靠杜振华一个人孤军奋战,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了!怎么办呢?无奈之下,金善宝想到了自己的母校——南京农学院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联合设立的小麦品种室,果然不负所望。根据金善宝的育种思想,北京、南京两地的研究人员紧密协作,正式开始了春小麦育种的试验工作。育种工作以改造40年代选育的小麦品种——南大2419为主攻目标,在北京选用甘肃96、欧柔、印度798、原农1号等品种为亲本材料,进行杂交,希望选育出比印度798早熟、高产,比南大2419抗锈性好的春小麦新品种。

  3.艰难的南繁北育探索。

  1965年,年过古稀的金老带着南京农大小麦室的吴兆苏、沈丽娟教授和薄元嘉登上黄山、天目山考察,寻找小麦夏繁基地。考察结果认为,黄山、天目山上土地不多,不适宜小麦夏繁。

  黄山考察失败后,1966年5月,他派小麦品种室薄元嘉去井冈山考察;8月,又和杜振华亲自登上庐山。考察认为,井冈山、庐山的条件都很好。

  他们在庐山考察时,忽然接到院里造反派头头的电报,命令立即返京参加“文革”。经过重重困难回京后,金老“靠边站”了!不让他出外考察。

  他想:人靠边了,思想可不能靠边,小麦生长是有季节性的,一年只能生长一次,错过了季节,就浪费了一年宝贵的时光,时不可失,不能再“泡”在这无谓的争斗之中了。他找到当时院里的头头,要求派人到云南省元谋县去做小麦冬繁试验。头头强调革命第一,不同意派人。于是,他只好写信给云南元谋农科所,请求他们协助完成这一年的小麦冬繁任务。

  4.风雨中育成“京红号”系列小麦。

  后来,他又想把北京地区的小麦试验搞起来。在当时的条件下,要搞科学试验,一方面要冒“业务挂帅”“白专道路”的危险;另一方面还要顶住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压力。小麦试验需要大面积的试验地,而农科院的试验地,近年来被头头们一块块地送给了别人,他只好尽量缩小小麦试验的面积;试验地需要平整、排灌,却没有劳动力和灌溉设备;试验需要肥料、仪器和经费,全都无人理睬。一件件、一桩桩,都要年逾古稀的金善宝亲自去跑、亲自去过问,今天找这个头头,明天找那个头头,一次不行,再跑两次、三次。人们惊讶了,现在是什么时候?你还搞试验?!他回答:“是的,要搞试验,中国几亿人口需要粮食,不搞试验,吃什么?”有人诬蔑他,这是搞个人名利。他说:“党和国家已经给了我这么高的地位和荣誉,我还要什么名利?”甚至有人造谣说,他已经故去了。他在会上反驳说:“阎王还没给我传票呢?就是有传票,我也不去!只要一息尚存,也要搞小麦育种。”小麦试验期间,从种到收,他几乎每天都风雨无阻地来到田间,在播种了2000多个品系、品种的苗圃里去观察、去挑选……

  正当他的小麦科学试验刚刚有点眉目的时候,突然一道命令下来,把他唯一的助手杜振华调走了!得知这个消息,他气愤极了,立刻找到生产组的头头抗议,经过几次交涉,已经被调到原子能研究所的杜振华,终于又回来了!金善宝的这次抗争,总算宣告胜利。他的小麦科学试验,就在这重重阻力下坚持下来。

  随着井冈山、庐山的夏繁小麦获得成功,打破了我国小麦育种工作一年只能繁殖一代的局面,为我国小麦育种的快速发展,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。庐山植物园此项试验成果,获得了江西省科技成果奖。

  此后,高山小麦夏播繁殖经验,很快在全国各育种单位普遍推广和应用,据不完全统计,仅到庐山进行小麦夏季繁殖的单位,高峰时多达17个。各省、市、自治区还利用当地的有利条件,广泛进行各种作物的夏播繁殖试验,取得了较好的结果。

  在高山夏播繁殖小麦成功的基础上,金善宝进一步提出在云南元谋、广东湛江和海南岛等地,进行春小麦冬季繁殖的设想。6月,在北京收获小麦后,7月初,到江西井冈山桐木岭和庐山牯岭夏播,10月中旬收获了夏繁小麦的种子,当月下旬赶到广东湛江秋播,次年2月收获。至此,金善宝和他的助手们经过3年多的努力,终于实现了多年来的美好愿望,利用我国自然地理条件,一年繁殖3代小麦。这项研究,把春小麦新品种的选育时间,从10年左右缩短为3~4年,成为我国小麦育种工作中一个新的里程碑。现在,“南繁北育、异地加代”一词,已经成为农业科技的术语,“南繁北育”经验,也在玉米、高粱、水稻、谷子等作物上得到广泛应用,取得了显著成绩。

  1968年,他们育成了京红1~5号小麦良种,其中京红5号在我国西北、华北和华南等麦区曾经大面积推广应用,京红1号则表现早熟、矮秆,被许多育种家用作矮秆早熟种质资源。

  此后,他们又以改造墨西哥小麦为主要育种目标,选用墨巴66、St1472/506和奈里诺59等为杂交亲本,希望选育出丰产性好,适应性和抗逆性都超过墨西哥小麦的春小麦新品种。

  1972年1月15日,金善宝向农科院核心领导小组(此时已成立院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)递交了“春小麦育种计划”的报告。他和他的助手不畏艰难取得的丰硕成果,终于感动了当时“文革”期间院领导核心小组。

  1972年春,先后调回了陈孝、张文祥,正式成立了春麦组。以后又陆续增加了辛志勇、尹福玉、郭丽、黄惠宇、徐惠君、刘书旺、杨华等人。研究力量壮大了,研究工作也取得了较快进展。几年来,在金善宝的带领下,春麦组的研究人员克服了种种困难,坚持不懈地活跃在小麦南繁北育的战线上,通过异地加代,先后育成了京红6号、7号、8号、9号,京春6082等春小麦新品种。这批品种的共同特点是,产量高、品质好、高抗小麦条锈、叶锈病和秆锈病,抗干热风,不早衰,深受春麦区广大农民的欢迎。

  特别是京红7号、8号、9号3个品种在河南、河北、张家口等地29个点评比结果,产量大都超过了墨西哥小麦。这3个品种的早熟性、丰产性、适应性都超过了当时风靡世界,号称绿色革命的墨西哥小麦品种。该项成果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。

  春小麦一年繁殖三代的成功,使金善宝感受很深,事隔十多年之后,他在1987年8月参加冀西北夏播小麦座谈会上,回忆了这段曲折的经历,深有感触地说:一个新生事物的发生、发展,总要经过一段迂回曲折的过程,如果它是错误的,就会在中途夭折;如果它是正确的,坚持下去,总会取得成功。夏播小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(作者:金作怡,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)

  (原载于《中国科学报》 2017-07-03 第8版 印刻)